大早上的，艳阳高照，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，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，衣服都皱了，两人一下车，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，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，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，冷水敷面，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，这才凉爽一些。
在公交站台下了车，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，还得走一段路，今天放假，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，西郊这种远郊，也是摩肩接踵的，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，人多得水泄不通，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。
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，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，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，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：开往广州。
万云指着牌子，有点兴奋：“你看，是到广州的车！”
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，车子乘客坐得很满，车窗全部打开，人头攒动，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，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，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，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，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，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，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，走都不好走。
“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。”
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。
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，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，充满了蛊惑，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。
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，却也是一个大城市，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，一人一张床，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，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：“那我们攒点钱儿，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，到省里坐火车去！”
“我看报纸上，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‘蜜月旅行’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，都是有名的大城市。”
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，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。
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：“那咱们多多攒钱，等攒够了，先去广州，再去其他地方。”
说起来，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！
“好，去广州，还能看看桂老师！”
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，跟她一同神往起来。
“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
万云又问，又觉得周长城厉害，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。
周长城还是那句话：“这件事，真是说来话长。”
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，两人夜里关了灯，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，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，早晚要说一下的，不如现在讲了。
“桂老师，原本是叫桂裴华，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，后来平反了，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。”
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，也有些陌生了。
“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，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。”
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，有男有女，“七九年后，他们全都走了，一个没留下。”
周长城说：“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，政策放开了，他们就回家了。”
万云也跟着同意，谁都想在自己家，她不也一样，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？
“桂老师这个人，命运比较波折。”
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，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，现在店里都是人，嗡嗡嗡的，他们不着急赶回去，就懒得去人挤人。
“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，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，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，”
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，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，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，“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，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，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。
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，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。”
“桂老师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，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，在当地待了四年，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，一路南下，穿过铁丝网，逃到香港去了。
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，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。”
“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，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，没有办法，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。
可放出来后，处境反而变得更差，子债父偿，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，受大儿子拖累，得被继续下放，往更偏远的地方去。”
“最开始，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，桂老师不服气，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，说这是迫害，要求再次彻查，还他们清白，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，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，被革委会的人知道，就看他更不顺眼了。
除了地主成分，儿子逃港，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，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。
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，因为这封信的缘故，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，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，离家远远的不说，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，举目无亲。”
听别人的人生，跟听故事似的，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。
八十年代后，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，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，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，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，说的就是□□十年上山下乡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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