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标准的概念也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关系。
’对人格障碍的判定不能忽略文化的要素，一种文化下的‘正常’很可能是另一种文化下的‘不正常’。
“有些学者把边缘型障碍的产生归咎于缺乏爱的教育……边缘型障碍病人在一份问卷中表示，他们对父母的不满意程度大大超过了健康的人。
他们把父母形容为严厉无情、性情暴躁、性格懦弱、发号施令。
当然，对这些调查结果不能全信。
倘若有边缘型障碍患者说，他们在童年时受到比别人更多的殴打，可以把这种对身体的暴力看做是疾病的一个真正的原因。
但也有一个可能，这些边缘型障碍病人从小忤逆不孝，所以父母煞费苦心，才迫使这些野孩子就范。
父母在孩子屡教不改时就会气急败坏伸手要打。
当警告无效时，他们就转而采取更为严厉的教育措施。
对身心健康的孩子，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做。
换句话说：较为严厉和粗暴的教育方法不是产生障碍必然的原因。
“那么原因何在呢？遗传起了最重要的作用。
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都犯了这个错误：他们孤立地观察‘教育’这个因素，造成一个错觉：不良的教育应对边缘型障碍的产生负主要责任。
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，但是很遗憾，他们不都是，也并不总是天使。”
……
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陈四平感到害怕。
父亲把自己的想法赤裸裸地写下来，他仿佛就站在陈四平面前，摊开双手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就是这样想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失望也罢，怨恨也罢，这就是我，完完全全暴露在你跟前，不掩饰，不隐瞒，也不屑于掩饰和隐瞒。
我尝试忍受世俗的生活，最后失败了，所以抛妻弃子，远走异地，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。
很遗憾，你们并不重要，人终有一死，在死亡到来前，我的生活比你们重要。”
他鼻子发酸，眼角有些湿润。
是可怜母亲，还是哀叹自己的遭遇？都有一些，但又不全是这样。
事实上，他并不怨恨父亲，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，没有哪一种生活是“正确的”
，“必须的”
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父亲恰恰是特别的那只。
那个夜晚，陈四平想了很多。
为什么父亲必须以离家出走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，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他错了吗？谁来评判是非对错？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蝼蚁，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，谁都没有权力横加指责，一切遭遇都是偶然，一切遭遇也都是必然，最后的最后，当死亡降临，你只能独自面对，没有任何东西，能提供哪怕最微小的安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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