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滞后的，执行难也永远有存在的空间。”
秦怀远说：“你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是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，司法都是被动的，就算被执行人的道德素质有问题，但站在我们的角度，这些都属于客观因素。
换句话说，执行工作我们是主力！
所以，我还是更想听听你对主观因素的分析。”
“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呀！”
陈默雷感慨一声，说：“这俗话说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
不过考虑到团结问题，对咱们执行局这片林子呢，我就不点名道姓了，只说问题不说人。”
秦怀远点了点头：“行，随你！”
陈默雷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，说：“从理论上来说，只要有财产，就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，而这其中的关键，就是看我们执行干警的素质，特别是看干警们是不是够认真、够细致，是不是敢想敢做、敢作敢当。
就拿肖慧兰这个案子来说吧，别墅就立在那儿，可是我们还是拖了大半年才执行下来，严格说来，这个案子已经超期了。
可是，为什么明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我们却拖到现在才执行完毕呢？
我想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肖慧兰不讲道理，而是我们怕惹麻烦。
现实中，很多被执行人都自私自利、不讲理，他们有的胡搅蛮缠，有的尖酸刻薄，有的虚与委蛇，有的甚至动不动就拿上访或媒体威胁我们。
对于这类被执行人，我们很多干警是有抵触和畏难情绪的，往往是不想见也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。
还有就是网络舆情的自发性和倾向性，现在只要发生官民冲突，多数网民都会认为官一定是错的，民一定是对的。
如果我们跟被执行人发生冲突并传出舆情，就很容易被某些网民过分解读或者误解，到时即便我们有法可依，他们也会鸡蛋里挑骨头，说程序存在问题，就算程序没有问题，他们也会说执法存在不人性、不文明的问题。
这个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干警的抵触和畏难情绪，导致干警不敢跟老赖硬碰硬。
以上种种都是执行工作面临的主观困难，面对这些困难，有的干警不免就会产生知难而退的想法，一遇到案子就发愁发怵，担心惹祸上身，结果案子越拖越久、越攒越多。
可问题是，你越是拖着不办，被执行人就会越以为你好欺负，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妨碍执行、对抗执行，而这种妥协纵容产生的后果，反过来势必会导致执行工作的恶性循环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不由叹了一声：“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。
所以呢，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不太讲道理，跟个地痞流氓似的，其实我这都是装的，是被现实给逼的！
说心里话，我也想安安静静地做个美男子，可我要是总跟被执行人客客气气的，那案子就没法执行了，早晚也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。”
听了陈默雷的一番论断，秦怀远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说的这种执行难的情形，是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，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，多数的案件都是查不到财产的情形，对于这其中的主观原因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”
“其实，这个问题我也想过。”
陈默雷说：“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最大的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一个字——懒。
这个懒呢，又分为两种：一种是身体上的懒，怕吃苦，怕受累，不愿意多跑几趟腿、多受一点累，工作今天干一点，明天干一点，能一周办完的案子非得拖上半个月才办完；另一种呢，是思想上的懒，眼里只看到困难，却找不到解决困难的办法，在查不到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的时候，不是去想方设法地查找财产线索，而是到了期限直接选择终本。
更糟糕的是，这两种懒又偏偏很容易相互结合。
可问题是，你懒，被执行人却不懒，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转移和隐匿财产，单是这一懒一勤，就会让案子越积越多、越拖越难，到最后看着一堆堆案子自己都头疼，结果自然而然地就形成执行难了。”
秦怀远点头说：“你分析得很透彻。
实际上，无论是你前面所说的发愁发怵，还是你后面所说的懒，说到底都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。
责任心不强，就不愿意去办理疑难复杂的案件，不愿意去面对不讲道理的被执行人，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那么，对于这两种心态，你有破解的办法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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