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伯珍强作镇定道：“脱漏三句而已，有何稀奇？”
王扬哦了一声：“那这么说来，《三统历》引《毕命丰刑篇》言：‘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，王命作策《丰刑》。
’而如今的《古文尚书》却没有这十六个字，想来又是没有什么稀奇的脱漏喽？”
徐伯珍顿时语塞。
台下一个儒生突然激愤叫道：“说不定是《三统历》引的《尚书》是假的！”
王扬挥扇而问：“你知道《三统历》是谁写的吗？”
儒生不能答，另一位学者站起，语气不善说道：“是西汉刘歆，那又如何？”
“刘歆与其父刘向共同校订秘府藏书，所编藏书目录《别录》中明确记载有‘《尚书》五十八篇’，此方为真《古文尚书》！
刘歆又力主立《古文尚书》为学官！
刘歆为西汉大学者，难道他见的版本是错的，反而在三百年之后，梅赜的版本才是对的？”
王扬说完看向沈驎士：“先生方才说‘晚出书不足据也’，那我请问先生，刘歆所见《尚书》，与梅赜所见《尚书》，到底何者为晚出？”
沈驎士张口结舌，不知出何言以对！
西面座中，又有一学士抗声辩道：“王公子方才所举皆汉时征引之例，汉承秦焚书之后，古书残缺，如何可信？”
王扬笑了笑：
“汉在秦后，古书残缺尚不可信，那么晋在秦汉之后，残缺更甚，岂非更不可信？你说我举的都是汉代的例子，好，那我便引先秦书为证。
《墨子·尚同》载《古文尚书·大誓篇》曰：‘小人见奸巧，乃闻不言也，发罪钧。
’今本《古文尚书》则无此句。
难道墨子见的《古文尚书》也不可信吗？”
座中专攻《古文尚书》的一众儒生，见王扬对答如流，毫无迟滞，尽皆失色！
柳憕更是如坠寒潭之中！
“今本《古文尚书》为伪，其证甚多！”
“其一、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《楚元王传》，汉时《古文尚书》比《今文尚书》多出十六篇，而今本《古文尚书》比《今文尚书》则多出二十五篇，此为篇数之异。”
“其二、汉本《古文尚书》存有篇目之名《汩作》、《九共》、《典宝》，而今本《古文尚书》无此诸篇，此为篇名之异。”
“其三、东汉学者马融所举《尚书·太誓篇》未收之先秦文献所引《太誓》五则逸文，今本《古文尚书》皆据马融之说收入，却不及马融所未举者。
如之前说过的《墨子·尚同》引‘小人见奸巧’十三字，此为内容之异。”
“其四、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引《尚书·夏书》曰“皋陶迈种德”
后，鲁庄公言：‘德乃降。
’三字。
今本《古文尚书》竟将此三字作为大禹的讲话收入！
这是伪造者的纰漏处。”
“......”
在原来的历史线上，关于《古文尚书》的疑点，直到宋代的“疑古思潮”
兴起后，才有人注意到，但仍然无法撼动《古文尚书》的权威地位。
这种怀疑争论持续六百多年，期间涌现出不少学人加以考证推理，却始终不能廓清真相。
直到清代大学者阎若璩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以沉潜三十余年之功，写出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一书，列举《古文尚书》为伪作之证九十九条，使迷惑千年的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大明于世，遂成学界之定论！
阎若璩其功虽伟，但考证亦有不完善处。
所以同时人毛奇龄撰《古文尚书冤词》，专驳阎若璩的错谬。
后续又有不少学者或纠正、或补充的研究，终使《古文尚书》之伪成为定论。
而王扬则综合了这些学者研究的精华，立论自然高屋建瓴，进退有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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