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的书中已经有了对昆仑山、火焰山、罗布淖尔、孔雀河等地的描述。
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山海经》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，“有燃火之山，投物辄燃”
。
那时中原地区的丝绸、金银器、漆器等一路向西，被运往新疆和中亚地区，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。
这些贸易上的往来，当然是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的。
由这种交流过程我们可以看出，当时由中原经大西北到达中亚地区的交通贸易非常活跃。
在这种贸易交流的过程中，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，由于秦国地处西部，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，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，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“秦人”
的原因。
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，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。
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，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。
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，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。
韩国的商业、交通都十分发达，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。
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，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。
例如当时的宜阳，就是可以与赵国、楚国等进行联系、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，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。
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，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。
由于贸易上的往来，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，商品得到交流，人民也得到了沟通，达到了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
的崭新交流局势。
这对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。
东周列国、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，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，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，无可置疑的是，最后的胜利者，是地主阶级，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。
而在战国七雄之中，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，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。
当然，在战国时代，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，而且在很多的国家，其权力还很大。
但毫无疑问的是，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。
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，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，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，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。
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，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，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、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、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、牛耕的使用、农业技术的大进步、手工业的进步、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，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，战争的巨大消耗，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。
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，一种是官营，另一种则是私营。
早在春秋时期，就有范蠡、端木赐等著名商人，到了战国时期，更有猗顿等人，他们都是富可敌国，名驰天下。
由此可见，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，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。
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，教授致富之道。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就记载，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，精确运用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
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。
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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